《追風箏的孩子》2── 在一個神秘國度開展的故事

要不是911事件，要不是美國進行大規模反恐活動，要不是塔利班政權與極端穆斯林有關，阿富汗這個國家對香港人來說也許仍覺陌生。說到阿富汗，在我腦海中出現的是藍色的罩袍，穿著罩袍的女人如鬼魅一般在破落的街道飄盪，罩袍成為這個神秘國度的象徵，它把女性的自由綑鎖起來，它代表了強烈的階級觀念，它也把裡面的人與外界隔絕。

六七十年代的阿富汗，雖然因為血統及宗教流派，階級觀念已存在，但不至於在塔利班統治下那麼極端。源屬普什圖人的阿米爾和哈札拉人哈山，可以結伴為友，走在阿富汗的大街上，追逐於枯黃的草叢中而不被人則目。對孩子來說，那時的阿富汗仍是樂土。然而，這片樂土正醞釀著巨變，當阿塞夫出現，阿米爾和哈山的生活就起了變化，他在哈山身上施加的暴行，就為日後塔利班統治阿富汗的黑暗日子拉開了序幕。這個象徵意義在小說中很明顯，阿塞夫少年時代已痛恨哈札拉人，他憧憬不久將來的阿富汗只剩下優越的普什圖人；他信奉希特勒的極端民族主義，贊成進行種族清洗。長大後的阿塞夫身體力行，以行動實現了他的童年願望，加入塔利班，欺壓非我族類，甚至對哈山的兒子索拉博重施故技。

曾看過張翠容的《行過烽火大地》，一個多災多難的民族真實面，由作者以文字和照片帶到所謂的文明世界。「我們打退了亞歷山大大帝、成吉思汗、英軍和蘇聯紅軍，阿富汗人民是不輕易倒下的……」記者採坊當地的一個村民說。簡單的幾句說話，道盡了阿富汗被侵略的歷史，同時也說出這個民族的堅毅不屈，正如阿米爾歷盡艱辛，也要把哈山遺下的孤雛救離這個人間地獄。阿米爾由美國返回喀布爾的孤兒院尋找索拉博，得知他被當時在搭利班掌權的阿塞夫帶走，他以性命作賭注，負傷帶著索拉博逃到帕夏瓦，他決定要收養索拉博，在美國給予他最好的生活，然而因為未能證實索拉博的父母已雙亡，美國大使館不能發出批文讓他們離開。試問在一個視人命如草芥，擁有幾十萬孤兒的國家，有誰會理會你的父母何時身亡，然後向你發下父母的死亡證，為要證明你是一個孤兒呢？在阿米爾為收養索拉博而奔走的過程中，你可以體會另一個我們不能理解的殘酷世界，那裡沒有秩序、沒有尊嚴、沒有人權，所謂的人道救援，也只是一連串冰冷的行政程序。

今天，塔利班政權已下台，婦女可以脫下長久束縛她們的罩袍，外國記者的到訪讓阿富汗突破封閉，世人以好奇的心態窺探這片神秘的土地，但是有多少人真正關心他們內心的創傷？真正感受烽火在他們心靈留下的烙印？真正瞭解命運賦予他們的意義？大概連置身其中的阿富汗人也不能全然瞭解，就像現今的阿富汗婦女仍不習慣脫去她們的罩袍一樣。